以下文章來源于金融科技研究 ，作者金融科技50人論壇
導讀：2月28日，由金融科技50人論壇聯合神州信息、高景立學共同推出的“2023數字金融公益直播課”順利開講。首期嘉賓邀請到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金融科技50人論壇學術委員楊濤教授，分別從“金融助力共同富裕”“金融數字化變革”“金融如何更好的支持綠色可持續發展”三個層面，聚焦“新形勢下的金融發展重點探討”，近兩萬讀者通過直播平臺觀看。
以下為實錄內容（中篇）：
接下來，我們重點討論下一主線內容“金融數字化變革成為大勢所趨”。
數字化與新技術已經逐漸成為近些年來我們經濟發展當中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2021年6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其中，數字經濟的產業分為數字經濟核心產業（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這兩部分加起來共同構成了當前中國經濟增長乃至于全球經濟增長當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
為什么要擁抱數字化？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都在找新的拉動力，資源必須向勞動生產率相對比較高的領域進行轉移。而為什么近些年來中美的勞動生產率都遇到一些挑戰？具體來看，勞動資本對于生產率的貢獻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的，其中最關鍵的是全要素生產率。什么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說在原有的這些要素投入相對穩定之后，難以解釋的那部分經濟增長。這部分經濟增長通常來源于技術進步、政策所帶來的制度創新等，其中技術進步就是典型的代表。所以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二十大報告中都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中的一個核心是要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由此，這就成為我們新時期經濟增長中最核心的主線，從原有的要素粗放式的投入轉向技術驅動的全新增長模式。
我們知道，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面臨著突出的挑戰。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得出的結論，人口已經快速老齡化，65歲以上人口1.91億，占比13.5%。而且在2022年，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我國人口死亡率首次超過了出生率。由此可見，人口紅利過去作為經濟增長當中一個重要的支撐因素，現在顯然難以持續下去。
所以我們總結出來的結論就是需要經濟的數字化，抓住高技術的這部分領域成為未來我們擺脫經濟困境的重要節點。與之相應，金融天然的就要發生變化。因為在傳統工業化中前期發展階段，相應的金融服務往往體現為大規模資本集聚和支持。在現在數字經濟成為核心的大趨勢下，與之相應的金融也要發生一些變化。
所以，金融的數字化轉型最根本的原因是來自于經濟數字化轉型對金融帶來的內生需求動力。除此之外，金融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信息處理行業，從金融自身的角度來講，技術的變化天然的對金融要素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由此，我們在認識金融數字化、金融科技這樣新變化的時候，會衍生出大家關注的各種各樣的視角，有可能關注技術視角，有可能關注產品本身，也有可能關注其他因素。具體而言，我想從以下六個維度和大家梳理一下，因為無論是金融科技，還是數字金融，都離不開這幾個維度的探討。
第一個視角是技術維度。
所有的金融數字化轉型與創新，都離不開對技術端的認識。我們通過幾個相關機構發布的報告可以有一點直觀的認識，就是近些年來在金融科技領域，我們國家確實比較活躍，例如，我國金融科技相關的專利申請數在全球都居于前列。但同時，我國金融科技的授權數量遠遠地落在了美國后面，如果細分這些授權的金融科技專利內在價值的話，會發現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人民銀行也充分地看到了這一點，它在《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22-2025年)》中特別提到“技術應用百花齊放而關鍵核心技術亟需突破”。
所以我們需要認識到我們國家金融科技發展雖然是突飛猛進、金融數字化轉型也非常之快，但是從技術端來講，無論是金融業應用的技術，還是我們整個技術創新的步伐，針對關鍵核心技術、底層技術突破而言還是有所不足的。在新的情況下，如何結合技術的成熟度、應用的廣泛度來有效地推動數字化轉型當中的技術應用，這是特別值得我們思考的。同時還需關注，近些年來，在各國金融行業應用技術的過程當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比如金融行業由于它的特殊性，它應用的技術更多的是中后期相對比較成熟的技術，在早期各國的監管部門面對技術應用的時候，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謹慎，但這兩年隨著技術本身的快速迭代，隨著監管部門態度的微妙變化，就會發現在海外以及在我們國家的金融持牌機構也開始嘗試應用一些前沿技術、創新型技術、探索型技術。
第二個視角是數據維度。
對于金融數字化轉型來說，技術談的是方法、生產方式，而數據談的是生產要素。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去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對外發布了《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又稱“數據二十條”，這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緩解原有數據要素使用當中的一些難題。因為在過去雖然我們強調數據要素的使用，但是數據要素在確權、定價、可流通等方面缺乏有效的規則予以推進，而“數據二十條”已經構建了關于數據產權（包括所有權與使用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一系列重要制度。
實際上，與此相關的還有一些更細微的領域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探討，就是我們的數據要素如何在整個經濟運行當中，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能夠進入到數據資產的層面，這樣才能夠更有效的發揮它作為經濟要素乃至于金融要素的核心價值。這是我們在談金融數字化轉型的時候，特別需要值得關注的一點，可以從以下幾個視角來進一步的細分。
一是，明確從數據要素到數據資產的財務界定。
從過去來看，數據本身是發散的，它的存續是非常多元的。數據并非天然是生產要素，而是當數據有可能成為生產要素的時候，就演變為進行社會生產經營活動所需要的資源。但是，數據要素也不一定成為數據資產，因為資產天然是有很多邊界的、是可計量的、是能夠進財務報表的。根據相關會計準則的界定，資產是“企業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控制的、預期將會使利益流入企業的資源”。基于會計準則的討論，無論是我們國家還是海外發達經濟體，這兩年其實都面臨全新的挑戰。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在2022年12月，財政部發布了《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征求意見稿）》，這就開啟了一個新的視角。當企業擁有數據資源，并且更多是內部使用的時候，它在合規的情況下可以列入到無形資產當中。如果獲取數據更多是進行對外交易，則可以列入到存貨當中，這就有助于改變原有數據要素難以計量、難以把握的一些特點，從而真正的從數據要素轉化為數據資產，深度的參與到現代經濟的運行中去。
二是，完善微觀主體的數據資產治理。
事實上，當前我國數據要素應用的最大障礙就在于治理和交易環節，而數據資產治理則是更為前沿和復雜的領域。談數據資產治理的時候，有兩層含義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一方面是基于管理學意義上，使得數據成為標準化、有價值、權益清晰的資源，它可以對微觀的主體有效地進行管理。另一方面是基于會計學意義上，使得數據更加的可確認、可計量、可流通，從而全面提升數據的價值創造能力。它不僅具有實物資產的能力，隨著規則的完善，它甚至具有了金融資產的能力，這是特別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
三是，探索數據資產的投資與交易模式。
雖然大數據時代已經到來，數據資產也有可能在未來逐漸形成它的邊界，但與此同時，未來還會面臨更多的挑戰。因為當數據資產交易的時候，會面臨跨行業、跨領域、跨標準、跨境等一系列問題，這其中就要確定公允價值。比如數據資產作為抵押的時候，甚至成為金融交易標的物的時候，該怎么辦？這給我們行業既帶來了重大挑戰，也帶來了一些全新的想象空間。
四是，創新數據資產的監管體系。
雖然我國逐漸建立起數據領域的全方位監管、治理、保護機制，但就數據資產層面來看，還存在諸多的監管模糊性，相關的規則還不夠完善，從而帶來一些新的監管挑戰和各方的爭議。
近年來，關于大型科技公司（Bigtech）對一國經濟體系與市場環境帶來的復雜影響，在國內外引起了監管者、從業者與學者的廣泛關注。早在2017年10月，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在工作論文《金融科技的發展對銀行和銀行監管者的啟示》中，討論其可能帶來的一些挑戰和機遇。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國內，這些平臺都引起一系列的探討。其核心理念是，一方面要規范、解決它在發展當中可能帶來的一些矛盾；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在新的情況下如何發揮它的價值。因為平臺經濟，以及平臺企業天然的也是與數字化、與規模經濟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在金融科技創新當中，同樣經過合規約束之后，仍然需要更好的發揮它的價值。
當然，在關注金融科技從業主體的時候，很多人探討的是技術企業和金融機構如何把握好合作邊界，這也是各國監管者都在擔心的一個問題。我們覺得核心的思路是探索技術企業與金融機構建立“各司其職、風險自擔”的合作邊界。我們現在強調“金融回歸金融，科研回歸科研，技術回歸技術，流量回歸流量”，這不是走向封閉和割裂，而是在權責分明、合規的前提下，不斷深化參與各方的共享共贏、生態共進。 技術與金融的合作是天然的，只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何避免出現責、權、利的分化？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美國的金融機構和技術企業合作的過程當中，也一直在面臨類似的問題。比如在技術企業和金融機構合作過程當中，來自于美國相關的一些監管部門、聯邦貿易委員會、聯邦通訊委員會，會就技術企業做很多約束。對于金融機構來說，美國的貨幣監理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等又會對金融機構的邊界做一些約束，核心的就是金融機構在外包自己的一些技術設施給技術企業的過程當中，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外包出去。
第三個視角是場景維度。
我們在討論場景維度的時候，其實不是所謂簡單的場景金融概念，而是說如何把數字金融與金融科技的創新融入到金融的業務活動當中，來改變金融的功能，同時進一步在服務客戶方面探索出它應有的業務場景。理解這個問題有不同的視角，比如說我們基于開放金融的視角，可以看到未來怎么樣打造多層次的場景金融服務體系，既有C端消費類場景金融、B端經營類場景金融，還有G端的政府場景金融。同樣，巴塞爾委員會對金融科技的業務模式已經做了一些分類。我們現在關注的無非是這些技術在金融科技的業務活動當中如何能夠真正地深耕下去，而且不僅是給金融行業帶來改變，更重要的是給金融行業的服務客戶、服務對象帶來更多深遠的影響和改變。需要承認的是，很多人談到對場景、對業務的影響的時候，經常關注的是所謂顛覆式創新，都希望給原有的金融業務場景帶來重大的替代性變化，但是在現實當中，我們一直反復強調的是，多數客觀有價值的創新往往是在邊際上改善現有的場景。客觀來看，能夠實現邊際上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運營，已經是大多數場景金融創新的成功標準。
第四個視角是金融基礎設施維度。
前面我們討論的問題，更多是從金融的角度，是中前臺的一些因素，而金融基礎設施就是基于后臺的因素。正如經濟體系有它的基礎設施，如道路、橋梁、港口、機場等，金融體系也需要有金融的基礎設施來加以支撐。我們知道，當新技術改變了交通工具，它可能給人流和客流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是當它改變了交通的基礎設施，給人流、客流、物流等帶來的沖擊和影響是指數級的。在金融領域也是如此，當這些我們所關注的金融基礎設施在數字化的影響下發生了突飛猛進的變化，那么承載于其上的金融交易活動可能帶來的演進、快速的迭代，將會是更加深遠的。
理解金融基礎設施既有狹義的維度，也有廣義的維度。從狹義的維度來看，支付清算等相關的金融基礎設施，是全球都比較關心的。在我國支付產業鏈參與的主體非常眾多，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復雜的產業鏈。這些復雜的金融基礎設施，在新技術與數字化的影響下，既面臨挑戰，又有新的發展機遇。從廣義的維度來看，金融市場基礎實施包括更多的內涵，比如大數據征信系統。傳統征信面對的是傳統數據模式，大數據征信時代面對的是各種各樣的新興替代數據，它在發展過程當中就面臨了新的挑戰，包括數據的采集、標準化、監管、合規性等。我們國家目前在征信領域已經開始進行“斷直連”，但在新的情況下，數字化征信體系的高質量發展仍然面臨很多問題和挑戰，這也是新時期下我們需要持續探討的重要問題。當然從更廣義的維度來看，包括寬帶、數據中心、硬件等有關的也是廣義的信息基礎設施，這些都是我們在未來的數字化轉型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
第五個視角是監管維度。
為什么我們要關注監管維度？因為金融本身就是一個特殊行業，監管在它的發展當中影響因素極大，而在“金融+科技”之后，事情變得更加復雜。正如巴塞爾委員會在一篇工作論文當中特別指出，金融科技的發展歸根結底的影響因素就是三要素：一是需求端的客戶需求因素，二是供給側的技術因素，三是供給側的監管因素。所以我們需要既充分關注監管的傾向、偏好對現有行業所帶來的引導作用，也需要不斷地完善監管機制，來促使監管與行業進入一個良性互動的健康發展軌道。
這其中既有監管在面對新技術和金融領域的融合時，如何更好地把握風險邊界的問題，也有監管者自身如何利用數字化來應對傳統金融監管及新興金融監管當中的難題。對于前者而言，我們可以看到自2015年英國行為金融監管局（FCA）提出“監管科技”后，很多國家的監管部門都在積極的擁抱數字化。因為按照傳統的監管方式，往往是靠現場監管來“抓壞蛋”，但是隨著成本的提升、監管對象的復雜化，很難用傳統手段來應對這些風險的矛盾，那么就必須往數字化進行轉變。與此同時，面對于紛繁復雜的金融數字化的產品和現象，監管也要把握好一個邊界。之前FCA發布了一個報告，將其自2016年以來所有納入到監管沙盒里面的技術和技術應用的領域做了一個分類，我們可以看到FCA所關注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比如，在2019年之前，進入到監管沙盒的公司最主要的技術實際上是分布式技術和區塊鏈，最主要的應用領域是加密數字貨幣和去中心化金融，這就表明了2019年之前監管的態度和思路是對于相關國家的金融科技應用、金融數字化轉型一些典型現象的引導。在2019年之后，技術上更多的是支持AI，應用領域則更多的開始支持與AI相關的機器人，這就表明在2019年之后，監管的引導性也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以此為例，事實上每個國家的監管者面臨的發展狀況是不同的，它的偏好也是不同的，但是對于市場的影響是很深遠的，所以監管維度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
第六個視角是生態維度。
金融的生態就是用生態的理念來理解金融體系的自我演進，金融科技和數字金融的生態就是指在這樣一個有紛繁復雜參與者的產業生態當中，如何來優化與生態相關的軟硬件環境，使得各方參與到創新當中，并且能獲得“激勵相容”的最優效果。比如，人才作為核心的創新要素，金融科技專業人才是重中之重。再比如，2022年10月9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發布《金融領域科技倫理指引》（JR/T0258-2022）標準，里面也特別談到了在金融領域開展科技活動的時候要遵循的價值理念和行為規范。看似是一些軟性的規則，但是很深遠的影響到整個行業在發展創新中需要把握的底線。我們知道，在過去科技快速迭代的過程當中，已經產生了很多科技倫理的問題，那么科技在金融領域應用的過程當中同樣也會產生諸多問題，如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消費者在定價當中占據比較劣勢的問題、產品選擇的黑箱問題、價格歧視問題等等，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在本部分，我們最后做一個簡單的思考，就是數字化轉型已經是大勢所趨，即便有短期的停滯，但是擋不住往前走的步伐。那么我們該如何把往前走的步伐走得更順暢？從宏觀層面來看，我始終強調的是優化金融科技的治理。
要理解這個問題，第一要明確治理的目標。所謂治理目標歸根結底就是要實現三方面的目標：一是金融功能更加健全。金融基本的功能包括支付結算等，當應用數字化轉型時，能否使得這些功能更健全，而不是產生了新的缺失。二是金融體系更穩健。用了新技術之后，穩健性要提升、體制要提升，而不是產生更多的體制矛盾。例如，信心與信任的可持續、金融要素的變化可控、金融結構的彈性適度、金融生態的演化可預期等，都是衡量金融體系是否更加穩健的標準。三是金融績效更理想。當引用了數字化手段之后，是否從整體上提升了金融的績效，這其中就有很多新的衡量指標值得我們關注。例如，客戶金融資源的匹配是否合理？早期討論互聯網金融的時候，當互聯網迅速涌入到金融領域，大家思考的是如何快速利用低門檻、利用更順暢的技術手段，把金融資源快速的匹配給更多的人，尤其是在傳統金融模式下門檻達不到標準的人。但在這個過程當中，逐漸出現了很多過猶不及的矛盾，一些似乎不應該擁有過多資源的特定群體，由于擁有了過多的資源（比如說在消費金融領域），反而導致了他的境遇惡化。所以我們強調的金融數字化、金融科技，它如何使得金融績效更理想？事實上應該是客戶的金融資源匹配更加合理，把合理的金融資源匹配給合適的客戶，這可能是內在的價值所在。
作為我們剛才討論的歸納，要完成這樣的宏觀治理目標，離不開供給側的技術、機構、人才，需求側的客戶，以及制度與基礎設施。
至于微觀層面，簡單而言，在這樣一個大的環境下，每一個參與主體都離不開對于重點要素的關注，比如說戰略設置、組織架構設計、人才培育、核心數據與技術的比較優勢、渠道問題、與其他行業參與者共建的生態等都是需要關注的。